现代中国经济崛起，是个宏大的世界性课题。应该说决定中国经济成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显著、最直接、也是被谈论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这点无论是学界、政府、社会都有共识。
在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国际市场、管理理念以及专业人才，为我国经济腾飞奠定了良好基础。时至今日，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仍具有重要分量，占据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约1/4的工业产值、1/5的税收。作为外商投资热土，外资企业贡献了上海超过1/4的GDP、超过1/3的税收、2/3左右的外贸进出口额。
正因为如此，外商投资的变化和外资企业的动向，也挑动着国人的神经。本轮奥密克戎疫情期在全国多地爆发，上海、深圳、苏州、杭州等经济重镇均遭遇疫情影响，特别是上海作为重灾区，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更加剧了人们对外资企业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撤离潮的担忧。
疫情对外资的影响：
短期内影响比较大，构建更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提振外资信心的关键
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稳健防疫政策，这种思路和导向是没有问题的，但严格的防疫政策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举措，对外资企业的重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本轮疫情期间，上海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大部分企业都停工停产，少数企业尽管没有停工停产，但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受到很大影响。考虑到2020年外资企业已经历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停工停产，这次“二进宫”对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会产生更大冲击。
前不久，一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致上海市政府的函引起广泛关注，大致意思是，上海约有1.1万家日资企业，受疫情影响致使物流停摆，导致上海与国内及海外的供应链中断，生产和供货得不到保障，也无从制定事业计划，企业不得不考虑将生产制造向其他地区以及国外转移。
上海美国商会对167家在沪美国制造商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有82%的企业由于缺少员工和无法获得原料供应，将导致生产减缓或下降，如果到了明年，目前的防控限制措施仍然存在，近一半的企业表示将减少投资。此外，受隔离政策的影响，外资企业的外籍雇员在华工作的意愿不断降低，这也将影响到外资企业的投资决策。
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联合发布“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和俄乌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的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影响下，77%的在华欧盟企业不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转移至其他市场，同时也有11%的受访企业表示因中国的防疫政策导致其决定缩减在华业务。
综合相关信息来看，本轮疫情将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资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甚至不排除出现一波短暂的制造业外资撤离潮。与商务成本上升等因素相比，企业更关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因为后者直接事关企业生死。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上海则成为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中枢。但短短的两年内，疫情两次击穿了我们引以为豪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暴露出我们缺乏应对非常时期跨区域供应链物流畅通的手段和预案。
全球疫情还在蔓延，奥密克戎病毒也在不断变异，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更严峻更糟糕的情况，都还是个未知数。上海要研究并蹚出一条更有效的平衡防疫与经济发展的路子，即在特殊情况下如何保持市域内供应链通畅、与长三角的供应链通畅、与全国乃至国际的供应链通畅，以及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实现人员更高效的流动，这是给予外资企业在上海乃至中国投资最好的定心丸。
如果把观察视角进一步拉长，就会看到疫情以及我们采取的防控措施，只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暂因素，甚至未必会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已身处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之中。
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
制造业外资回落在所难免，高技术和服务业外资还有巨大上升空间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外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直接推手。第一次是产业技术从英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陆转移；第二次是美国在二战后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大力扶持德国和日本的产业发展；第三次是欧美日的企业向亚洲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由此催生了四小龙、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第四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
这种趋势在2011年前后出现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2011年达到521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也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外资企业综合成本普遍上升，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底我国全面取消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上国内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那些两头在外、对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依赖性不强的外资企业就会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区域转移；
二是随着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成长，对那些技术和产品竞争优势稍逊的外资企业形成挑战，随着市场和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部分外资企业也会选择退出或转移，以上两种情况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外资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
三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归（成效甚微），不断升级对华贸易制裁（破坏性极强），外资企业基于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考虑，也会将部分产线产能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从而对我国引进外资造成较大影响。
近年来，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已初见端倪，这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引进外资也呈现“传统制造业降、高技术产业升、生产性服务业升”的明显特征：
一是传统制造业领域，外资向中国集聚的步伐放缓。一方面，制造业外资从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际产业资本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中国本土企业也出现了明显的向东南亚地区布局的趋势。近年来吸引外资风头正盛的越南，实际利用外资已与上海旗鼓相当，外贸出口额已超过深圳。
二是高技术产业领域，中国引进外资步伐不降反升。国家统计局2017年开始披露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数据，2017和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11.3%和35.1%，2019-202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25.6%、11.4%、17.1%，与同时期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三是随着中国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全球服务业外资呈现加速集聚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2020年间，除制造业和房地产外，我国引进外资比较多的三个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3倍，计算机和信息软件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实际利用外资增长7倍，这与同时期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逐年下降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经济与产业崛起：
借力但不依赖外资，用好战略规划法宝、补齐本土科技企业短板
国际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重大影响，也深刻改变着全球经贸格局。但说到底，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崛起，最终或主要是靠外资来完成的。国际资本全球布局是为了获取更大收益，而不是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所以在全球产业转移中实现经济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毕竟是少数，真正登上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在全球产业转移大潮中昙花一现，难逃产业低水平发展的怪圈，这种情况已经在南美、东南亚等地区反复重演。
那些借助外资实现经济产业崛起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不满足于国际资本设定的框框，积极拓展新兴产业领域，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二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只有当你的本土企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追赶上甚至超越了外资企业，那才说明你真正实现经济产业崛起了。日本、德国如此，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部分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中国不输于当前世界上任何国家，我们在数字经济、空天海洋、能源环境等领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战略规划，同时为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也在持续修订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资企业向数字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绿色环保、新材料等领域扩大投资，这些领域将成为我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的新方向。
在培育行业领军企业、抢占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方面，我们同样取得了积极成效，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如华为、大疆、海尔、海康威视、宁德时代等等。但总体来看，相比于庞大复杂的产业体系，我国科技龙头企业数量还是太少，很多领域还缺少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我国正加快向创新型国家迈进，但在本土科技企业培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