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里隆这个小村曾蜚声全国，却非交通因素，而因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走私货物云集，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人来人往，水泄不通。
里隆所在的七里港区，为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中规划的东方第一大港。东方大港浪费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派上大用场竟然是走私。
走私是犯法事儿，里隆走私市场很快被取缔，没有二话。但里隆走私事件如此久远，仍不时被提起，表明这个事件蕴含着很多特殊因素：
它是改革开放初期，沿海一带群众急于致富又没有找到正当途径的冒险经历；它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某段时期社会治理呈“空窗期”的自然产物；它是当时港澳台和内地发展水平巨大差距背景下，寻求商品交换的本能反映；它是对通过对外开放活跃国内市场，打破原有僵化、陈腐体制的另类渴求……
38年过去了，回头重新看里隆走私事件，应该看得更清晰、更客观些。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乐清还有个叫里隆的地方。但在1980年前后，里隆走私市场在海内外名噪一时。回顾乐清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里隆走私事件绝对是绕不过的一个大事件。
乐清走私及治理还原记
1980年春夏之际，首先在黄华出现走私现象，很快蔓延形成市场。相当一部分人对此认识不清，将走私当成对台通商。一个号称“保险船老大”的张某，两年间驾船出海得逞12次，有时团伙人数多达几十人，一次走私货品最多达十几万元。
里隆因交通便利，不久取代黄华成为最大的走私市场，蜂拥而至的人潮使当地“三产”也迅速“繁荣”，只有300余户的小村一时间冒出饭摊、旅馆80余家，算命、看相、赌博、诈骗、斗殴等也趁虚而起。
对当年里隆走私市场，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到处响着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歌声，那轻柔欢快的曲调在市场上空飘荡，让人听得如痴似醉。
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到处堆放着货物，一条长椅或是几张板凳往地上一摆，便可以做买卖。至于放置货物，有人用米筛，有人用凉席，有人就干脆直接把货往地上一摆，有人拿在手上、背在肩上，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摊位上摆着布匹、各式手表和电子表、收录两用机、录音带、尼龙折伞……外地来的银元贩子敲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到处人山人海，操着南腔北调讨价还价……
一时间，乐清里隆名声大噪，和香港九龙、台湾基隆并称“三隆”。
针对浙闽粤沿海的走私现象，1980年开始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浙江省和温州市据此精神作出部署，乐清县作为重点地区，马上成立了由时任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挂帅的打击走私工作指挥部、领导小组。
时任乐清县打私办主任施太顺介绍，当时抽调了公安边防、工商财税人员，从海上、陆上双管齐下进行查处打击。有一次，县里组织有关干部、厂矿民兵等共800多人，分12支缉私突击队，统一时间、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取缔里隆、黄华的私货市场。
1980年4月到次年8月间，乐清立案审理走私大要案35起，共490人，逮捕63人，判刑37人，召开宣判大会4次……据推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乐清一带因走私外流的银元近亿枚，黄金近吨，因走私非正常死亡12人。
到1983年底，乐清反走私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猖獗一时的黄华、里隆走私市场不复存在，海上走私基本杜绝，涉案人员也都受到法办。
此后，乐清又出现过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倒卖、外烟等几个走私小高潮，但规模远不能与1980年前后相比。
但是，里隆走私事件至今仍常被提起，它所产生的长久影响，如瓯江潮水一样，绵延持续，至今余波未平。
里隆走私的前世今生
里隆走私高潮前后不过两三年。走私曾给里隆及乐清沿海带来了短暂的繁盛，带来了便宜和实惠的物品，但只是昙花一现。
今天乐清人对走私印象深刻又复杂。
打击走私的正义理由
原乐清县打私办主任施太顺所讲的一件事也许很有代表性：他的次子曾是黄华边防指导员，1989年参加县人代会分组讨论时，有人指名道姓，责骂打私办主任施某某不该那么卖力，要不乐清现在也许比石狮都要好呢……有人赶紧提醒发言者，施某某就是在座指导员的老爸……
这种“也许”观也许相当普遍。应当如何评价？
毫无疑问，打击、取缔走私的大前提十分明确：走私现象是古今中外各国都严加打击、坚决取缔的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在强调知识产权、贸易权益的国际环境下更是如此。打击走私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税收、本国企业利益。
走私就是犯罪，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偏差。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广东、福建、浙江东南三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中，措词极为严厉：反走私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乐清从上到下自然要全力执行。
38年后回头看，这场走私大泛滥并非偶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僵化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大陆与海外隔绝了30年，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人手心冒汗。
此外还有一个具体背景。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年6月1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再次发出“三通”的呼吁。1981年10月，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
“三通”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但当时只有善意的愿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于是，走私趁虚而入，捷足先登。当时乐清不少干部群众误以为这种走私活动属于对台“三通”的一种形式，是发展地方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门路。
对这一突发现象，政府职能部门在好长一段时间内未见上级明令，未进行管理制止。于是，“管理一放松，走私成了风”。
走私丧失机会成本
根本的诱因还深藏于社会肌体之中。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点燃了追求自由的火星：人均三分田的严酷现实，逼迫乐清人必须从土地之外找生路，而不按法律出牌的走私行为，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60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卖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不愿试一把？转手一台走私双喇叭三洋牌收录机，利润高达300元，相当于一年的工资。面对30年的境内外经济发展落差产生的势能诱惑，干还是不干？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况，面对诱惑的是一大群急于摆脱贫困的农民。
当时，黄华参与走私的老张只有初中毕业，在走私者中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他提到那时人们普遍认知是：走私没上税，这不对，交了税就可以了。谁想到还要坐牢的啊？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走私作为乐清改革开放第一幕大戏的另类插曲，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并按其自身逻辑散发着后续效应。
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乐清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柳白片、虹桥片的许多人通过低压电器、电子元器件等股份合作经济，先富起来了。同一时期，里隆黄华三山一带，正在为走私贩私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时机！这些镇街近年来通过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村面貌，但始终难以追上发达区域。
走私是自由贸易的畸形怪胎，类似吸毒，来钱快，能让人短时间内极度兴奋，但容易丧失办实业、求实功的耐心。经历过走私的人们，好像偷食过禁果的懵懂少年，对快钱暴利的欲望挥之不去。
“打掉里隆、成就石狮”一说不成立
在乐清民间，甚至一些干部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里隆走私市场打掉后，经济发展不起来，而福建石狮小地方因走私发展成一个市。不可否认石狮的发展有走私的原始积累，但石狮走私的历史比乐清可悠久多了。“打掉里隆、成就石狮”一说，比较牵强。
据记载，石狮在唐开元八年(720年)海上交通运输已较发达。历史上因各种因素，有大量石狮人移居海外，石狮人靠这个群体将外面的电器、摩托、衣服等运到本土赚钱，而且相当多家庭都有一个成员去外国或者港澳打拼，带回各样的信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石狮主要依靠这一优势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如果说走私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可视为乐清民间对外贸渴求、融入世界的反向表达，在政策禁锢尚未打破的背景下，寻求出路的一种冒险。
2013年12月上海自贸区成立时，《温州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从乐清里隆到上海自贸区：突破禁锢 追随开放脚步》的述评，将里隆走私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标志事件。
近年乐清全力打造乐清湾港区，乐清港口大市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已初步拿到了通往世界的“国际通行证”，为乐清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了新通道。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高层频频释放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号，推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浙江省出台10项新的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中，第一项就是大手笔推进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2.0版。这也可视为对当年里隆走私，那场轰动一时事件的一种长远、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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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走私者：那诱惑没人挡得住
述说者老张：黄华关村人，最早的走私者之一。
我走过私，被处理过。你不要亮出我的名字。
里隆走私其实起源于黄华。
当时工人月工资30元。我种了一年田，折成工分只分到160元。我们黄华关村二千来号人，全村合计起来只有二十来只手表。而走私一趟少说也能赚几百块，你说干不干呢？
黄华沿海的生意路比较活络。1979年前常有福建人弄些荔枝龙眼到这里卖，一不小心被抓住，当成投机倒把打击。大概是1980年夏天，有几个福建人拿着手表站在我们村路边卖。
熟了以后，得知他们的手表是从东引岛用银元贩来的。于是我们有几个人寻思着也去东引岛贩私货——那时黄华已经形成了一个私货市场。我们七八个人搭股，从银元贩子那里以每枚17元的价格，换来了一批银元，就开船朝东引岛驶。
行情早打听过了。到了东引岛，已经有私货船等着了。我们以一枚银元兑1.45块手表的比例，换来一批漂亮的粗码手表，两个小时后就往回开。
返程大家都很兴奋，知道有赚啦！当时政府没抓，市场都开放着呢。
这趟能赚多少钱？我不好透露，只告诉你一点：下多少本钱就赚多少钱。
那边供应私货的有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人等，私货质量有好有坏。像三星和锚牌的自动表，质量就相当好。我有一只戴了十几年。自动表嘛，会自动上发条。当时最流行的上海表，每天要手工上发条。
观私者：私货市场乱极了
述说者林志友：七里港镇老协退休干部，里隆村人
我们村就在瓯江边，渡轮直达洞头、灵昆、温州、大麦屿、坎门、三盆、元角等地。因交通便利，很快取代黄华，成为走私贩私的中心交易地。
我的老房子，在里隆码道附近，是当时乘船客的必经之路。1980年8月份左右，有几个黄华人来，站在码道拐弯处，见有人经过，就问“手表要不要”。
没多久，码道就热闹了，卖私货的摊位一天比一天多。手表都是从台湾整麻袋偷运过来的，不知所措的买表者找到修表师傅来检验。师傅看一只表就赚十元检测费，一天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同样好赚又没风险的还有银匠，检测银元的真假。
贩私买私的人太多了，路上，道坦里，整个村都是人，筷笼一样。妻子将家里开成小客栈。我让两个儿子在家门口摆茶摊，生意特别好，开水都来不及烧。
那时没有自来水，偶尔忘了挑水，白天根本没法挤到井边去。等到晚上十点多钟，人散得差不多了，才能去挑。
乱，那时候真是乱，有人公开在市场上赌博，有的公开抢劫，小偷扒手很多。那时我在抽水机站当会计，就知道走私是偷税的事，长不了。
有一天有个人提着一只皮包，存在我家客栈里。当时经验不足，也不知道要他开包先看。到了傍晚，那人回来提走包，没走几步就嚷嚷这不是他的包，说自己包里有好些银元。
还好那天就存了这一个包，我就问他如果有银元，存包时为什么不声明？
这时街坊也围过来，那人到底心虚，嘴上却说算我倒霉，当生意做蚀了！边说边假装气愤地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扔地上。原来是一条捆成的麻袋，还有一条白毛巾。
缉私者：留下了一段岁月峥嵘
述说者施太顺：原乐清县打私办主任
我至今保留着当年的工作笔记与已经发黄的打印材料。我整理自己的人生记录，其中打走私内容就有50页。
打私办成立后，担负协调、配合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工作，组织了一支海上二线缉私队伍，开展海上缉私；陆上采取突击取缔公开的私货市场与加强经常性的检查管理相结合；设立联合办案组，查处重大走私贩私案件；在重点区域当地党政领导下，举办学习班，对走、贩私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当时反走私氛围造得很浓。
1984年5月，我省召开反走私表彰大会，我被授予“浙江省反走私斗争先进工作者”称号，作为惟一的打私办主任作典型发言。
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自己经历的一件憾事：
当时，一名案情重大的嫌犯林某，被温州海关抓获收容羁押。其家属四处活动，通过温州某大医院一医生和某局长直通了一些人的关系，把林某放了。上级发现后明令追究，温州公安机关将林某抓住，但在押途中又被林某戴着手铐逃脱了。
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当时在温州指导工作的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朝龙明确指示要彻查。他说，办案人员就是吃被查对象的一只蛏子也不允许。结果有五六个人因此案受到查处或被判刑，其中就有那名局级干部。
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来林某逃逸后，我接上级指示，派人动员其家属劝林某投案自首。林妻及家属也知道林某长期逃亡不是办法，于是提出条件：一不关，二从宽。县里研究后认为从宽可以考虑，但他是走私团伙中的记账人员，要交代情况，不关是不可能的。其妻又提出将林某关在乐清公安局，她和亲属认为若送温州，那些被判刑者家属会报复，林某就会没命。
为安抚家属情绪，我将情况告知乐清县公安局长后，局长和温州市公安局联系得到承诺。于是林某前来投案。但两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领导指示必须将林某押送温州。
温州来的押解人员来到乐清后，未讲明将林某转押温州的原因。乐清县公安局长叫我向温州打私办反映，要求遵守原承诺。林某被提出押走时，县公安局长叫我到局里去，准备向温州来的人员说明情况，便于做林某家属思想工作，稳定其情绪。
说也凑巧，我在前往县公安局途中就碰到了押送林某的车子，车上一位同志与我认识，便停车打招呼，我便将有关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考虑林某家属的情况云云。停留不到两分钟，车开走了。
然后我就回办公室，没想到才进门，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林某所在黄华公社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林妻听说丈夫送温州后，受到亲属责骂，感觉绝望，当即喝了农药，抢救无效死亡！
我深为震惊！后到省里开会时向领导作了汇报。有关领导认为此事关系到政策执行问题，考虑到林某孩子幼小，指示可根据林某判刑后劳改表现，依法给予减刑。
林妻的死使我们几位同事至今都深感无奈。后来，与同事每每谈起这事，我十分感慨：执行政策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出尔反尔。我们尽了这么大的努力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反走私的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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