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完善的产业体系配套能力，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按照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国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付出的努力已远超此前所做的承诺。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自主开放市场与外资诉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事实上，外资进不来或关闭在华工厂并不代表中国投资环境更遭了，而恰恰是投资者更为理性、竞争环境更为优化的一种表现。因为中国市场消费在升级、产业新动能在孕育，政府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清退低端和低效的环节，市场主体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仍然将中国定位于廉价要素供给角色的低端加工类投资项目，自然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或在中国市场生存。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策门槛和制度壁垒。对这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谬论和误解，亟待解释和澄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市场开放度已显著提升。2008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一直稳定在全球前三位。2010年以来，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超过1100亿美元，连续20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在全球跨国投资总规模下降情况下，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仍创历史新高，达到1390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美国、欧盟对华实际投资增幅分别超过50%和40%。2017年，中国吸引外资继续保持稳定态势。
不仅是数量，境外来华投资结构也在优化。该《报告》显示，流向中国的外资当中，向研发以及高新技术制造业汇聚的资金规模明显增长，正在助力中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创新引擎。毋庸置疑，目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低迷期，中国市场发挥了全球消费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众多跨国公司调整投资重点瞄准中国，通过挖掘中国市场潜力从而增强自身应对经济下滑风险的能力，中国也自然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全球业绩增长最为亮眼的市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政府对市场主体的限制性措施大幅减少，中国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针对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布置了的相关举措。2017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2015年版基础上继续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将原有93条限制性措施压缩到63条。目前，中国已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其余要求已和中资企业完全一致。
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积累的典型经验正在全国推广，金融市场开放步伐明显加快。自主扩大市场开放程度是中国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和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引领市场开放，不断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积极拓宽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投资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头戏，自贸区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替代重前置审批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模式，代表了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理念与行动，起到了倒逼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出台以来一直处于动态优化与完善之中，主要体现在负面清单长度不断缩短和实施范围不断扩大方面。2017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过往数年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更加契合当前市场的投资需要。
金融改革同样是中国自贸区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涉及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通过极大便利实体经济的各项活动，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活力，从而提高了对境外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继今年1月富达利泰在华全资子公司成为首家可在中国境内募资、投资Ａ股市场的外商独资私募机构之后，7月，瑞银资产管理和纽银梅隆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也获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牌照。目前，陆家嘴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中国发展金融业务的重要集聚地，这正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显著提高的例证。
中国自主开放市场的进程与外资诉求之间尚存差距，对于差距的成因要深入剖析，不能一概而论是“封闭”所致。我们认为，一国开放水平由本国国情决定，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监管能力都密切相关。例如，美国在航运、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等方面就尚未开放。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希望中国在银行、证券、保险、文化、制造业等领域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限制。
首先，金融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发达经济体金融业开放程度与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和能力之间是彼此相称的。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所涉及的多个领域风险隐患还很多，容易交叉感染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加之金融监管体系正在健全与完善之中，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尚有差距。因此，选择审慎开放市场，是符合国际共识的。况且，国务院已就进一步扩大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正在按部就班实施之中。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振兴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培育高端、精密制造等新增长点和新动能，通过改造升级提升传统制造业竞争力。某些外资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或者难以获得预期回报，而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投资制度和政策环境，无疑是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实上，中国对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和投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外资方式已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加工贸易转向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如果某些来华外资的动机仍然是觊觎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而不是如何促进中国产业优化升级和消费升级，那么他们将没有丝毫投资优势可言，必然在新一轮投资竞争中“败下阵来”。
作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国正在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竞争政策执法体系也日臻完善。执法和处罚针对市场主体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与内外资性质无关。个别外国媒体所谓“选择性执法”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外资在华遭受歧视性待遇”更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须以不损害国家安全为前提的，因此对外资进入某些领域而进行规范而严格的安全审查是必要的。美国是全球对外资审查最严格的国家，中国加强安全审查是正在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并不是抬高外资进入壁垒。
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是明确的，将积极促进自主开放进程，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努力推动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增强吸收利用外资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府的监管方式存在差异，双方有必要通过继续积极推进投资协定的对等谈判来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实现互惠互利。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关注供给体系的质量，强调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将推动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在强调开放领域对等性和投资者保护对等性磋商过程中，料将会有更多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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