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以此提升我国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地处开放前沿”正是选址理由之一。
相隔1.3万公里的两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恰是深圳布局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缩影。
“深圳在科技创新、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方面拥有领先优势。去年深圳出口值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10.8%，连续25年位列全国第一，对外投资目的国已超过120个。”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高自民说。
随着国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即将出台，深圳将进一步密切深港澳合作，加快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和落马洲河套地区建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力争做大湾区核心引擎，为全国全省扩大开放探新路。
接轨国际规则：
制度创新引领全国
开放要“引进来”。
国际型企业跨境投资时最看重什么？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迪拜给出的答案不是“税收优惠”或“产业扶持政策”，而是“良好的法治环境”。“越是开放，越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这决定着高端要素资源的流向和集聚。”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说。
开放倒逼改革，“制度创新”成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核心使命。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对此感受强烈：5个月前，“CEPA10”框架下获得证监会核准设立的内地首家港资控股证券公司——“汇丰前海证券”正式开业。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与前海金融分别占股51%和49%，突破了外资不能控股和单一牌照的限制，并打破了以往外资只能和内地证券公司合资设立投行业务子公司的局限，成为前海金融改革试验和引导顶尖香港金融机构进驻的里程碑事件。
而这仅仅是制度创新释放红利的案例之一。从率先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到外商投资“一口受理”升级版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从首创适用香港法律审结经济纠纷案件、率先设内地与港澳合伙的联营律所，到终结实施24年的港澳居民“就业证”制度。
三年来，片区苦练“内功”，累计推出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金融创新、法治创新、人才管理改革、体制机制改革等共358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首创或领先达133项，并分别在全国、全省和深圳复制推广16项、62项和79项。
上月底，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显示，深圳的自贸片区已首次超越上海自贸区，位居榜首，并在“政府职能转变、法制环境”等分类指标上排名第一。
“经过近6年开发开放，曾经许多写在纸上的创新构想已在前海实现，特别是法治环境，已接轨国际。”香港太平绅士、前海香港商会首席会长林新强如今每周到前海工作3天，并经常组织包括香港在内的外企到前海考察。
目前，前海每平方公里的产出超百亿元，实际利用外资占深圳全市的60%。以港企为代表的外商纷至沓来，平均每天有7家港企落户，包括汇丰、东亚、周大福等标志性港企，累计注册资本近万亿元。
携手港澳共建：
延伸至各个层面
开放要“协作”。
距离前海东边20多公里的落马洲河套地区，于2017年初确定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其面积是香港科学园的4倍，是香港史上最大的科创平台。从此，深圳形成“西有前海，东有河套”格局，并利用东西两翼深港紧密区合作平台深化制度创新、集聚全球创新要素。
“今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财政预算案中预留500多亿元支援创科发展，其中的200亿元将专门用于落马洲河套地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基建和首期工程。我相信，未来几年香港和深圳的创新科技合作将会大步向前走。”在7月5日举行的“2018前海合作论坛”上，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
事实上，深港、深澳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早已延伸至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各个层面。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香港高校已在深设立72个科研机构，联合培养人才9211名，转化成果及技术服务269项。
而深澳则已在文化创意、特色金融、旅游等领域，两地已联手打造出多个品牌活动。比如，“首届深澳创意周”上，参与合作的深澳企业超过300家、签约项目36个、参赛创意设计产品1200多件。今年深圳文博会也首次设置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合作论坛，吸引了三地近千人参加。
根据2018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深圳将推动更多项目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专项实施方案，推进深港澳在经贸、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各领域更紧密合作。
布局“一带一路”：
城市转型升级重要战略
开放要“走出去”。
行走在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街头，如果细心留意，一定能够看到带有“CIMC”标志的半挂车呼啸而过。“CIMC”正是总部位于蛇口、年均产值约600亿元的中集集团英文缩写，其集装箱产销量已连续20年居全球行业第一。
“去年上半年，中集车辆布局在全球北美、欧洲、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各个区域都成为收入和利润增长中心，实现全球化的动态平衡。”中集车辆集团董事总经理李贵平说，目前中集车辆全球共设有29个生产制造基地及研发中心，海外员工3000人。
同样在海外布局成功的还有招商局。5月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应“主动对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项目，完善‘前港、中园、后城’的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正是“招商蛇口”目前主打的发展战略，即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新区开发，从而实现港、产、城联动，将政府、企业和各类资源协同起来，被认为是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
上月，深圳公布“关于促进深圳港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提出推动建立深圳国际港口链，将深圳港打造成为自由贸易港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
深圳港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拥有蛇口、赤湾、妈湾、东角头、盐田、福永机场、沙鱼涌、内河8个港区的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深圳将用3年，进一步完善其港航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推进港口绿色化、智慧化，届时其货物通关时间将再压缩1/3。
“2017年深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885亿美元，同比增长19.3%。”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表示，深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三大特点：
一是以龙头企业为先锋，包括华为、招商集团等；二是以创新企业为主体，占参与产业合作的企业七成以上；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圳企业根据当地消费市场的实际需要开发产品。
“以传音科技为例，2017年在非洲的手机出货量超过4000万台。今年一季度，其旗下手机品牌Tecno、iTel和Infinix以38%的市场总份额超越三星，成为非洲手机市场最大的赢家。”吴思康说。
5月27日，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在“一带一路”工商界对话会上表示，深圳将着力打造开放型经济“升级版”，建设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未来，深圳将进一步发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突出创新、产业、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对外合作。
■专家点评
“未来应重点对湾区内各要素流动作制度安排”
深圳如何培养新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成果？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认为，港澳是世界上典型的“自由港”，其广泛的国际网络、中西融合的文化都有利于推动对外开放，因此“开放”和“国际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鲜明特征。而深圳是国家重要的外经贸大市，一大批企业已经“走出去”，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上已有不少经验和成绩。
另一方面，随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重要基础设施的落地，深圳将成为深莞惠、珠中江和广佛肇三大城市组团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以及珠江口两岸三大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的重要转换节点。
因此，深圳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与香港、澳门深度合作，与湾区其他城市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不过，郭万达特别强调了在这种协作中的制度创新问题。“要创新和发展就要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否则将无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基本的机制。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寻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的路径方法和制度安排。”郭万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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