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李希凡出生在旧社会北京通州的一户普通人家，13岁的他先后在洋服店当学徒、印刷厂当童工，20岁寄居山东青岛，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的姐夫赵纪彬做笔录，期间熟读《诸子集成》、《中国哲学思想》、《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
1953年，李希凡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当研究生。1955年初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后任该报文艺评论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198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至今。从事文艺评论和研究工作多年，有《红楼梦评论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论鲁迅的五种文学创作》、《李希凡文学评论（当代）选》等著作。
李希凡一直专注红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晚年曾批驳“曹学芹不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在201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红楼梦大辞典》修订启动仪式上，针对一些质疑“曹雪芹是否作者”的声音，李希凡曾说：“现在《红楼梦》的作者已经变成65个了。去年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确证》。在他诞生30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一点大动作，可能到明年，也许曹雪芹就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也可能会有100个创作者了，这太荒唐可笑。”
“政事儿News”（微信ID：zsenews）注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李希凡曾发表《红楼梦》评论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4年，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的李希凡，读到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读罢，时年27岁的李希凡和好友蓝翎商量，共同撰写《〈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向俞平伯发起学术上的批驳。1954年9月，两篇文章分别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刊登。据《光明日报》报道，毛泽东读了文章后，对两个文学青年的学术观点和敢于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附上这两篇文章，请党内高层和文艺界领导人传阅。文艺界随后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从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创纪录的联席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多月。郑振铎、吴组缃、老舍、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和《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领导均参加。会议指出，《文艺报》等许多报刊、机关，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错误地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压制“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会议批评了俞平伯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继而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也展开了批判。大批判后，李希凡和蓝翎先后被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1956年秋，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希凡随即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对王蒙小说提出异议。为此，“毛主席批评我脱离群众，一到报社就当起了婆婆，适宜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我于是赶紧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不善言辞，不想去教书。那时我是有名的‘好战分子’，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也为此闯了不少祸端。”李希凡后来坦诚，当年对王蒙文章的批评的确有失偏颇。据《光明日报》报道，李希凡还曾拒绝江青的要求，未从政治上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此之前，江青曾找到李希凡，希望他完成此文。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只顾秉持学者的良知和风骨，李希凡未能像姚文元那样，写出如此牵强地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文章。
多年后李希凡评价：“姚文元文中所形容的激烈矛盾冲突，我既没有从戏里读懂，也没有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他在文中所讲的历史大背景，是我这个‘书呆子’没有认识到的。”此后，李希凡受到批判，两进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段时间里，他白天劳动、晚上在小屋里熬灯写出了《〈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部研究鲁迅的专著。
文革结束后，1986年，李希凡调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离开了在《人民日报》长达32年的编辑岗位。工作期间，他主持编纂了《红楼梦大辞典》和学术巨著《中华艺术通史》。其中，《中华艺术通史》是艺术科学类国家重大课题，历时10年，填补了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的空白。回首往事，李希凡这样评价：“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学术应多注意讨论，平等切磋，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谁也无法抹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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