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逆全球化风潮抬头，国际投资合作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在全球化发展遭遇波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蔓延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出台《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分享我国这一潜力巨大、结构迅速升级的市场，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对于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推动我国向高层次供求平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有利于助推全球化深入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随着运输、信息等领域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大幅度增加，并有效带动了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的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有力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和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结合，有效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当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局。
然而，受上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逐渐减弱等因素影响，跨国资本流动做大"蛋糕"的动能有所下降。同时，个别发达经济体为维护部分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蓄意将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滥用关税、投资安全审查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工具，严重影响了全球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导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发展明显放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份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仅为1.3万亿美元，下降13%，连续3年下滑，为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全球投资趋缓的背景下，我国此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于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放宽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外资准入。在制造业直接投资自由流动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当前全球化的重点已经转向服务业领域，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已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我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有利于发挥我国这一世界潜力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市场优势，和世界各国服务业企业共同开展深度合作与良性竞争，有效提升服务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进一步放宽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外资准入，有利于促进相关行业全球优质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优化配置，推动各方共同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合作格局
新一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
长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基于要素配置最优化的原则，大力发展将研发、品牌营销、关键零部件制造、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等环节在不同经济体之间配置的垂直专门化分工模式，有效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兴技术的持续投入应用和新兴经济体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各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门化分工方式已经不完全适应新型全球经济合作的要求，协同创新、研发合同外包、平台共享、系统解决方案整合等新型合作方式将迅速发展，形成网状集聚的产业链、规模化整合的供应链以及增值环节更为平衡分散的价值链，成为传统价值链的重要补充。
我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了自身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此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新型的全球价值链中，最终产品设计、最终产品制造、零部件设计、零部件制造、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研发、生产和服务环节将深度融合、彼此交织，创造出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需求。此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有效扩大专业服务、物流等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服务环节对外开放，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措施形成协同效应，有效降低外商投资服务业准入门槛，为各参与方共同构建新型价值链创造大量的机遇。
新一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有利于推动我国向高层次供求平衡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就是我国居民的高层次需求与社会整体处于中低层次供给之间的矛盾。然而，我国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意、营销模式、高品质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此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吸引更多技术水平高、产品品质好、服务理念先进的跨国公司来华开展业务，既有利于直接满足我国消费者对于高品质服务的需求，也有利于产生一定的"鲶鱼效应"，激励我国本土企业生产更高品质、更符合广大消费者需求的服务。
此外，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有利于推动我国在制造环节的优势和大型跨国公司在服务环节的优势有机结合，提升产品质量和居民消费体验。因此，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动我国向高层次供求平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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