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自贸区挂牌已满3周年。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司长唐文弘近日指出，7个自贸试验区围绕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深入开展制度创新，7个总体方案确定的1055项试点任务已基本实施，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了137项制度创新成果，较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
自贸区下一步应向哪走？同属第三批自贸区的四川、重庆两地自贸区开启一项新的探索——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目标下，两地将“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推进通关一体化”。
“目前，对自贸区提出协同开放要求主要是在川渝地区。”在四川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商务局局长张金泉如是指出。
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张金泉认为，关键是形成两地自贸区的系统集成，提升改革试验的效率。“重庆有141项改革试验任务、四川有159项，其中有很多是相同的、比如放管服的改革，也有一些差异化的任务。打造协同开放示范区，实际上就是要求两地通过协同的方式、形成改革链条，核心是实现改革试验的系统集成。”他分析到。
自贸区从“盆景”走向综合改革
去年，国务院批复新设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自贸试验区。经过6年4次扩容，累计参与自贸区建设的省市数量已近全国总量的60%，全国自贸区版图“1+3+7+1+6”的雁阵格局初步形成。
自贸区“朋友圈”的扩大，也意味着改革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在张金泉看来，一个表现是，自贸区建设从“点状突破”向“以点带面”推进，以形成全面立体开放的新格局。“原来只有一、两个的时候，就相当于盆景，现在从一、两朵花推进到10多朵，下一步就会涉及一些综合改革。”他说，“全国百花齐放，整体开放的水平和能力就提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过去各自为阵、小而全的改革，正面临成本升高、增速下降的问题。一种“集成改革”的模式也势在必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渝自贸区协同开放示范区的建设显得恰逢其时。
“就像生产链条一样，改革也是一项‘链条式’工程。”张金泉分析到，一项改革通常涉及很多“工序”，原来大家分头做，现在可以考虑能否分工。比如在8道工序中，前五道和后三道分别两方完成，然后将探索出的经验相互嫁接。
在他看来，系统化、集成化的改革，不仅能有效提升改革的效率，还能使改革红利尽快得到落实，实现改革成果的优化、固化，尽快推广实施。
在新的政策利好下，川渝有望率先对改革的系统集成展开探索试验。张金泉指出，对于国家赋予的改革试验任务，川渝可以通过建立机制，互相分工合作，从而形成制度创新的组合。通过建立机制，双方互相响应、成果共享、形成联动。
根据现有安排，通关一体化被定位为两地协同开放的第一步。作为两地最有条件、最有基础的领域，双方达成共识的意愿最为强烈。由此着手，成渝两地通过发挥地缘相近、产业协同等方面有利条件，有望实现在制度创新成果的共创、共享。
张金泉也强调，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关键一招，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对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不一致的做法、规则、标准、制度的改革。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打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要素在全球的配置能力，增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
四川开放需在服务业领域做文章
那么，对于四川来说，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点在哪？
“中国加入WTO以后，制造业开放水平与世界经济体之间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扩大开放的下一步主要还是在服务业，难点在服务业、希望和机会也在服务业。”张金泉说，“未来西部新一轮开发开放中，最大的利好也在服务行业。”
发展服务业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是城市提升能级的重要抓手。张金泉特别提到，成都目前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不仅需要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产业链融入全球，更需要生活性服务业吸引高端人才、优质的资本和生产要素。“打造公园城市不只是栽树，核心是要有良好的一种生活环境，生活配套便利、居家成本低，这个地方就能吸引人才、吸引技术、吸引资本，最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他说。
“生活型服务业是为人服务的，人是最活跃的、最先进的生产力。由此可以理解，生活性服务业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张金泉如是强调。
换句话说，“四川开放需要在服务业领域做文章”。但中西部地区开放水平和能级不够高，短板也正是服务业。
张金泉曾对成都服务业开放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他发现，造成四川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开放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而在服务业上，作为主干城市的成都仍然存在短板，比如，与北上广深等第一方阵相比、开放程度不高，在金融、科技、文旅、健康、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上市场准入不足、放权赋能不够，此外，国际枢纽通道功能也存在提升空间。
基于此，在成渝向相发展的要求下，成都需要大力推动天府新区和东部新区的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重大功能性设施和产业开放载体；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打造国家级高端开放平台。
今年初，有关打造中日(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的消息传出。据张金泉透露，目前，成都在加强和日本的工商界、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建筑文化、创意全方位的协作联系，推动双边互利合作的项目落地。
“现在，地方、民间都在持续推动，下一步，两地还需要进一步搭建机制、开展深度交流。”他说。
以开放理念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内陆开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大潜力和动力所在，也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因此，如何开放，也是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但开放不只是空间意义的开放。在两市均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窗口期下，张金泉指出，两座城市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
“开放才能共赢，消费更是这样。”张金泉说，两个城市消费功能强化之后，能够吸引双城经济圈周边的市场。反过来，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需要提升两个城市的消费服务功能和对周边的辐射能力。
具体而言，如何在开放合作的理念下，提升城市消费能级？
张金泉认为，消费的核心在于市场。“政府会搭建消费平台、打造消费场景、创造消费信息，通过制定制度性的供给来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但能力释放之后，谁能去消费？在哪实现？这将完全遵循市场选择、消费者选择。”
如今的市场趋势是，在买全球卖全球已非常普遍的当下，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行为。消费越来越和旅游、会展、博览、赛事等结合在一起，在“大消费”的发展思路下，城市更需要打造文化品牌、发掘城市的核心吸引物。
“为什么有人愿意去重庆、有人愿意去成都？一定是因为两座城市有核心吸引物，成都有的重庆没有，反之亦然。喜欢长江的人，就愿意去重庆消费；喜欢九寨沟、西部民族风情的，更可能到成都消费。”张金泉分析，“魅力还是在文化上，所有品牌、所有购物场景，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
在他看来，打造商圈和特色圈，正是为了满足消费的文化需求。“它功能比较强，有交流的功能，有文化消费的功能，能够达到体验性的效果。”
而在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当中，两市还将有更多消费合作的可能。据张金泉介绍，未来两市关于消费将有进一步的互动和对接，并以此增强对周边地区消费的号召力和引领力，“我们会做一些实在的活动，两边政府已经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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