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自贸办）综合改革处（自贸区处）副处长冯贇说， 一些数字化的业态涌现在各地的自贸试验区。“比如跨境电商，比如通过跨境交付的形式提供的跨境服务，例如数字内容的跨境就是通过数字交付来实现文化贸易，这都越来越多。”他称。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推动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升。2020年，我国服务进出口6617.2亿美元，规模保持世界第二位，全球占比提升至6.9%。其中，服务贸易逆差1004.6亿美元，比2015年下降53.7%。不过，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教授周念利称：“服务贸易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占比是15%左右，但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是51%。而从全球来看，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5%和69%。中国的数字稍低一些。”
周念利表示，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这两方面都有助于提升数据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的投入，从而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结构。
贸易数字化
杭州自贸委自贸发展服务处处长梅金品介绍，杭州是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的综试区。
“我们着重品牌出海，推出了跨境电商品牌出海行动，想聚焦品牌，通过跨境电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提升跨境电商的全球布局。”他解释，“我们基于跨境电商推出很多创新，在全国首创了跨境电商的退换货中心、全球的中心仓以及数字清关等创新试点工作。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开展保税进口+零售加工、保税维修、新型离岸贸易和新型综合服务这样一些新业态的发展。”
浙江自贸试验区完善通关服务平台建设，以数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目标，推动实现港口码头、监管场所数据联动，打造了国际海事服务智慧通关2.0，构建数字口岸协同监管体系，试点开展“无感监管”便捷服务，推出“全程电子退库系统”，区内正常出口业务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5.3个工作日，远低于全国10个工作日平均水平。
梅金品还说，杭州也在推进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因为该市具备很多服务贸易的基础，近年来一直在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利用两个国家级平台，推进数字文化、数字影视以及相关数字内容的出口，以及数字服务技术的出口。
厦门自贸委政策法规局局长邓光雄也表示，厦门打造数字自贸区的重点在于贸易的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实践为何放在自贸区？第一，绝大多数自贸区都有口岸，第二，跟贸易关联度都非常高，第三，自贸区政策的制度创新有优势。”他称，外贸进出口占据厦门经济产出的1/3，厦门95%的口岸都在自贸区中。
“厦门的贸易在全国有一定的优势，全国四大做供应链的企业中厦门有三家。围绕着贸易优势，我们以贸易数字化来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邓光雄说，“ 因此，我们将紧紧围绕着贸易数字化这个抓手。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数字贸易化占整个贸易的比重大概不到15%，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把如何提升传统贸易数字化的水平，作为我们的一个着力点。”
具体来说，邓光雄透露，厦门围绕着核心企业核心产品的供应链和生态链链条提升信息化水平，最后形成全产业链的闭环。“厦门几家龙头企业的重点商品很有优势，像纸浆、钢铁、进口煤炭、棉纱等等，这都是全国第一位的。他们基于这些产品把信息化的平台构建出来，打造数字化、信息化的数据驱动的供应链创新，这个成效也很明显，近几年这几家企业在世界500强里的排名每年都进步将近100名，这得益于线上线下的提升，对他们如虎添翼。”邓光雄说。
跨境电商是数字贸易的基本形态之一，并可能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发力点之一。跨境电商平台敦煌网DHlink事业部负责人万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疫情“教育”了一些原来并没有网上购物习惯的欧美消费者，让他们成为“新买家”（new buyer）。“这一点将会永远持续，等于是培养了一些新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对人的影响，对欧美这些民众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他称。
对规则先行先试
商务部资料显示，到2020年，自贸试验区已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达260项，涉及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有效促进了政府治理理念转变，推动了全国营商环境改善，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要建立一些规则。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发展，为什么要在自贸试验区，而不在其他地方？”冯贇提出，“它和自贸试验区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吸引了数字经济在自贸区发展？”
冯贇认为，数字自贸区的平台能够争取国家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连带产生了自贸试验区部级联席会议这样的机制。“有先行先试的授权，对一些空白领域，我们有探索的机制，所以我们要发挥好、用好这些机制，在一些空白领域率先提出一些规则。”他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试点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措施。他称：“在这样的自贸区通过开放试点，划出一片区域，一方面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承担做风险压力测试的任务，把风险压缩到局部地区，真正实现统筹发展和安全。”
刘向东表示，试点地区作为开放窗口，有利于逐步向全国推广复制开放的成功经验，这种更稳妥有序的开放也更有利于我国把控风险。
冯贇说，从政府端来看，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推进数字自贸区的发展。“首先，怎么样使政府管理数字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原来我们各部门各自为政，现在我们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对政府力量进行整合和提升，监管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不用多头去办了。第二，政府的监管能力、防范风险的能力也会随着数字化水平提高而提升，比如通过信息联网技术。当时我们去海南自贸港学习，通过信息化手段把全岛都管得很好。”他说。
第三即是促进产业发展。冯贇说，要促进自贸区区域功能的丰富。原来上海综合保税区只能存出口的货物，现在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能对国际国内货物进行区分。这种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的模式可以逐渐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新模式、新业态。监管部门包括国家层面的部委都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管得住才能放得开。传统的监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必须结合信息化技术才能更好的提升管得住的能力。”冯贇认为。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1）》，2020年，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梳理筛选出第6批37项“创新性强、可操作性高、有效性好、风险可控”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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