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20年为我们带来了保持希望的新理由。在拜登当选总统后，美国已经做好了在这一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中国宣布了要在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2021年，联合国在苏格兰举办另一场重大的气候变化峰会。当然，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取得进展，但机会是存在的。
我很想说的是，波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很多教训，以及指导我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和原则，也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句话很容易被斥为陈词滥调，但事实就是事实。当政府、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这个世界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疫苗的研发和测试速度均创下纪录。而当我们不相互学习，反而妖魔化其他国家，或拒绝佩戴口罩、拒绝保持社交距离以减缓病毒传播时，我们就延长了苦难的持续时间。
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如果富裕国家只想着降低自己的排放量，而不是致力让每个人都切实用上清洁技术，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来讲，帮助他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也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都有实现零排放的理由，也都有帮助他人实现零排放的理由。除非印度的排放量停止增长，否则得克萨斯州的气温不会停止上升。
其次，我们需要让科学（实际上是很多不同门类的科学）来指导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们要用到生物学、病毒学和药物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疫苗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像流行病学会告诉我们新冠肺炎的危险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阻止它一样，气候科学会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转变方向，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转变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工程学、物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及其他多门科学来应对气候变化。
再次，我们的解决方案应当满足受冲击最严重人口的需求。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受罪最多的是那些可选项（比如可不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或者请假照顾他们的亲人等）最少的人。而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者。
在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群体感染与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口比例出奇的高，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也不太可能像白人学生那样普遍有条件上网课。在联邦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中，贫困群体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整体死亡率的5倍。弥合这些差距将是美国控制病毒蔓延的关键。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摧毁了我们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随着各国政府着手应对疫情，它们不得不将人员和资金从其他优先事项上撤出，其中就包括疫苗接种项目。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2020年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在大约25周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25年的努力成果。
在全球卫生问题上已经伸出慷慨援助之手的富裕国家需要付出更加慷慨的努力，才能弥补这一损失。在强化全球卫生系统方面，它们的投入越多，我们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就能做得越充分。
同样，我们需要规划通往低碳未来的“公正转型”。贫困国家的人们需要得到帮助，以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富裕国家需要认识到能源转型对那些依赖当前能源体系的社区（以采煤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以及生产水泥、炼钢或制造汽车的地区）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此外，很多人的工作都间接依赖这些产业，随着煤炭和燃料运输量的减少，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会减少。届时，相当数量的工薪阶层人员将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提前为这些社区落实转型计划。
最后，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激发创新，以避免气候灾难。比如，政府投资清洁能源研发，有助于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就研发开支而言，其所产生的长远影响自然最大，但短期也是立竿见影的：这些资金能迅速创造就业机会。2018年，美国政府在所有部门的研发投资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过160万个工作岗位，为工作者带来了126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联邦和各州增加了390亿美元的税收。
研发并不是经济增长与“零碳”创新存在关联关系的唯一领域。通过发布可降低绿色溢价以便绿色产品更容易同化石燃料类产品竞争的政策，政府也可以帮助推动清洁能源公司的发展。政府还可以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资金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建造一体化电网等基础设施。
在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急剧下降。人们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应对两场危机。
这次不同了。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拖累了全球经济，但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力度与2019年相比依旧不减。在未来前行的道路上，碳排放似乎不再是一个我们想一脚踢开的问题。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势头？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
在未来10年里，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关键的技术、政策和市场结构，因为它们会让我们走上“到2050年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道路。对于悲惨的2020年，除了在未来10年致力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很难再想出其他更好的回应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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