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产业承接地，一方面，中国承接全球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高技术产品生产中的研发环节，以及金融、保险、咨询、管理和法律等专业服务；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舞台。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通过政府引导和营商环境改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具有电子信息和人才优势的部分中西部省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展现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巨大潜力。
从承接国际产业方式来看，中国作为产业承接地突破垂直分工的产业转移的意图更加强烈，开始以垂直和水平复合型分工为主。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中生产、流通和销售等后续低价值环节中，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得到了部分发挥，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对水平型分工的要求更加明显，主动选择权增加。
对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以满足国内发展需求为首要前提，积极引导区域因地制宜转移和承接产业，增强产业间黏性和产业链在国内不同地域间延伸的惯性。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关键作用还是完善制度建设，从改革均一化的地区绩效考核体系入手，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打破地区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事关未来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领域，加大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功能，避免造成地区间新一轮的基础设施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理性客观区分长短期、主客观等不同因素引发的产业转移，进而精准施策。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影响将日趋复杂化，对关系国计民生（如现代农业、金融等），以及需要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部分新技术产业（如智能装备、数字技术等），中央政府要指导地方政府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强化经济安全底线思维；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出行为，也需要引导地方政府从行业重要性、国内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劣势比较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信息服务，为企业的理性选择提供信息参考。
就国内产业转移而言，产业转出地政府和产业承接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沟通，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合作，创新区域间产业转移合作模式，这在很大限度上仰仗中央政府顶层制度松绑，确立鼓励地区之间加大合作的绩效考核导向。当前，以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为代表的区域产业转移合作园区的建设，在承接新兴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关键环节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中央政府可适当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以支持产业转移合作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增加中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东部地区通过托管、共建等形式帮助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鼓励东部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孵化转化。产业承接地和转出地政府还应创新跨区域产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建立跨区域经济统计分成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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