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将呈现区域化、提速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等新特征。未来，应以这些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新特征为锚，综合调控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方向，在迎合国内产业升级需求的同时，防范化解“产业空心化”风险。
在国内产业转移中，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仍是主要转出地，转出的产业仍以资源能源投入依赖度高的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从产业转移的方式来看，开始呈现链条式、整体式和集群式转移。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还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相比数年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呈现出市场扩张型和要素约束型双重特征。转出地和承接地之间更多地变单次交易为长期合作。以产业转移为纽带，东部地区和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产业间，企业间自发联系更密切，相互依赖性更强。同时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产业转移可以是加强地方之间合作的一种稳定而内在的联系机制。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中，作为转出地，中国将持续向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自身比较优势区域丧失的产业。而随着一批后起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快速提升，未来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中国作为国际产业承接地，一方面，承接全球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舞台。从承接国际产业方式来看，中国作为产业承接地突破垂直分工的产业转移的意图更加强烈，开始以垂直和水平复合型分工为主。
因此，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产业布局，建议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链在亚洲价值链构建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加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构建“中国+N”的亚洲价值链布局。要有效控制我国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转移速度，重视价值链、创新链的“双循环”体系构建，围绕重点行业形成上下游配套网络。要统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才，厘清各行业存在的技术短板，着力突破重点领域“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同时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带动“绿色金融”投资。此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机制，深化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为数字贸易条件下我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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