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民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就自贸试验区建设、数据市场发展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分享。
十余年来，周汉民坚持在全国两会上为自贸试验区发展建言献策，今年又带来了有关自贸区发展方面的建议。他认为，适时推动国家层面的自贸试验区立法时机已到，建议及时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法。
顺应全球数据流动大潮，周汉民建议，当前应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促进数据跨境流动。他呼吁，加快在临港新片区建立离岸数据中心。
培育新质生产力，周汉民认为，当下最需要做的是理念创新和管理创新。尤其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理念和管理创新已经刻不容缓。
自贸区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试制度”为高质量发展“闯新路”
上海证券报：今年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11周年。请问在当前阶段，自贸试验区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还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创新，又如何在法律方面保驾护航？
周汉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破土而出。从这时开始，我对上海自贸区一直关注，力尽所能，建言推进。从上海自贸区第一版负面清单，到上海自贸区条例，再到其他相关条例的讨论和制定，我都参与其中。
十年来，自贸区负面清单不断瘦身，特别管理措施条目由最初的190项缩减至目前的27项，说明上海自贸区在一以贯之地推进制度创新。如今，中国已有22个自贸区，说明自贸区的成果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积极推广，是苗圃不是盆景。
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使命始终是艰巨而光荣的。站在新的起点，我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历史使命就是制度创新。自贸区应始终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试制度”，为高质量发展“闯新路”。
所谓试制度，就是要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己任，核心就是立法。因此，我今年准备的提案，就是呼吁及时制定自贸区法。我认为适时推动国家层面的自贸区立法时机已到。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实践有基础。全国22个自贸区“雁阵齐飞”，各自的探索充分展开。经过十年的努力，自贸区综合性立法已经有基础、有可能。用一部统一的立法将自贸区十余年的发展成果固化下来、推动下去，非常有必要。然后，在国家立法的指导下，完善地方立法和配套细则，最终形成法律、法规、规章等协调配合的法律体系，彰显自贸区的开路、突围和引领作用。这既能体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促进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协同，又可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第二，对标有要求。当前亟须通过自贸试验区立法，把中国准备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努力，全力向前推进。CPTPP和DEPA是引领当今世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典范，覆盖领域广、边界内议题多、开放程度高，且涉及的许多议题仍在与时俱进地发展。我们要在比较、鉴别、适应和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已经做到或基本可以做到的内容，要及时载入国家统一的自贸区法。
第三，开放有需要。自贸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需要法治护航来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建议以法治为核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建议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上海证券报：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围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何建议？尤其在当前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该如何破题？
周汉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后来居上、汹涌澎湃，今天已是接近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体量。如何把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作用发挥得更好，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的跨境流通。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大国之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大国。当今世界，一分一厘的资本流动、人员流动、物资流动都离不开信息流通。基于此，我认为，数据跨境流通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关键的领域之一，制定相关规则刻不容缓。
当下数据跨境流动有三大问题：第一，流动数据性质的确定。根据要求，我国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不允许出境；重要数据跨境需安全评估，需要逐级审批；一般数据可自由流动。但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重要数据的定义较为模糊，企业在分辨采集数据是否为重要数据时往往缺乏明确的参考标准。第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多头监管。第三，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影响力不足。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化解上述问题，我认为应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具体有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大力探索离岸数据中心建设。临港新片区已明确要开展离岸数据中心试点研究，建议加快步伐，通过搭建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业务平台，推进数字身份、数据资产、贸易真实性核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区块链平台等领域的国际互认互信互用，同时，推动电信领域业务开放，引入更多国际知名数据服务企业，支持国内数据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数据产业开放与合作范围，更好配置使用全球数据资源，打造国际数据服务产业集群。
在离岸数据中心运行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方面积累一定经验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更具国际影响力、更具兼容性的中国方案，遵循从区域到全球的渐进式参与原则，推动建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既便利又保障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进而成为全球标准。
第二，建议国家探索形成“豁免申报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确定相关流动数据的性质，细化重要数据的分类，并制定相关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设置不可豁免出境评估的具体场景，将负面清单内容根据数据重要程度逐级划分，其他不属于此范围的，可以正常审查后出境。
第三，建议由各地大数据监管部门牵头，设立数据跨境流动跨部门协同机制，组建不同部门共同参与的分类监管模式，各司其职，形成合力，依托各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性，服务企业的数据跨境流动，推动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建议及时制定相关立法，以立法为基础，作为国际对话和国际交往的共同语言。比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特别是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参考当前国际通行的数据跨境流动原则，制定并发布“临港新片区重要数据认证指南”。一方面，统一原则，如规定重要数据的认证以鼓励自由流通为原则，实行“一次评估、一次认证、一次监管”。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重点行业如金融、贸易、航运、医药等，对接相应国际市场通行规则，率先制定重要数据目录（细则），明确重要数据判定标准，并且要进一步合理细化数据出境的识别尺度和操作规范，相应的监管政策变化应与重要数据识别保持同步更新，配套出台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南和具体场景案例示范，使企业掌握最新的重要数据识别规则、目录清单和实施细则，便利开展数据出境自评。推动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数据空间，在空间内更好开放、交换与使用行业性数据（类似国际互信的数据监管沙盒）。在探索数据流动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数据共享、数据权属及数据交易定价等相关规则。
长三角一体化须强化上海龙头地位
上海证券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已举办了六届。我们多次在场馆看到您在现场调研。助力进博会越办越好，您是否有相关建议？
周汉民：进博会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和各国家的经济交往，以及如何改善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发现，去年参加进博会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近140个，其中有40余个是被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他们也有产品展示，我特别高兴。
联合国最新认定46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全球占比14%，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1.3%，尽管经济上欠发达，但其中许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给予了中国巨大支持，其中有43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舞台上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为此，建议有序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食品和农产品进口，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具体包括：
第一，建议实施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色食品和农产品准入。第二，建议出台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特定举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开展食品、农产品行业的专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培训等，提供经济技术服务；另一方面，支持相关国家的食品和农产品方面的科技人才来华短期培训、工作，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促进当地产业调整优化结构，向科技创新要产量和效益。第三，建议充分发挥进博会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平台作用，助力他们在进博会上有集体出彩的展示。
上海证券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走深走实，您认为当前上海的龙头作用体现在哪里？
周汉民：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龙头。龙头作用到底怎么发挥？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自身不断地有创新、有成果。比如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三大国家战略叠加，发挥制度集成优势。
第二，加强协调。例如，长三角区域的国际双一流高校课程对各自相关高校学生开放学分互认，让长三角的年轻人动起来。教育是如此，医疗也是如此，建议名医院的名医师可以巡回坐诊。
第三，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可以作更大胆尝试。建议上海牵头，制定“十五五”长三角统一的总体规划，然后三省一市根据总体规划再部署各自发展规划。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已然形成、自然生育率连续下降的背景下，建议将长三角区域的户籍开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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