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共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逐渐融入区域经济合作潮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亚太国家关于如何加深本地区经贸合作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激烈争论，也引起中国国内各界的深入思考。1989年，美国主导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年后，中国加入APEC，正式开启了从“试水”到深度参与和影响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进行积极接触，“10+1”合作成果丰硕，“10+3”成为东亚合作“主渠道”。该阶段中国虽未与其他国家正式签订自贸协定，但通过框架式的经济合作，积累了大量经验。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发轫于此。
第二次升级始于本世纪初，中国对外缔结首个自贸区并逐渐发力，完成自贸区战略首轮布局。从1993年东盟缔结东亚首个自贸区开始，大量自贸协定不断涌现并成为一种新潮流。中国从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出发，谋定而后动。2000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构想并迅速推动，于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中国对外缔结的首个自贸协定，此后双方通过分阶段工作完成服务贸易和投资两个协定的谈判。2000年至200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自贸区战略的首轮布局，当前已经生效或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多是在本阶段构想和设计的。
第三阶段始于2007年左右，中国将自贸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速。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将自贸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加速实施自贸区建设，确立了自贸区战略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当前已生效的自贸协定，多是在2007年到2014年间完成的。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在这一阶段开花结果，基本落实了上一阶段的布局，且逐渐实现质量提升。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美国开始大力推动TPP和TTIP等新型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新规则引起各方极大兴趣，中国则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新倡议。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中国酝酿调整乃至重塑自己的自贸区战略，中韩、中澳两个协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加速完成谈判的。
上述近30年来，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完成了从学习融入、首轮布局到初步收获成果三大阶段，但整体看仍可被归结为“从无到有、基本布局”的第一大步。刚刚生效的中澳、中韩两份自贸协定，尽管构想设计和大部分谈判工作均在2015年之前完成，但与此前生效的协定有较大不同。它们符合新时代要求，且涉及国内外资管理措施的调整，其长期影响将在未来10年逐步显现，引领中国的自贸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涉及规模大。2014年，中韩、中澳双边贸易额分别达2354亿美元和1281亿美元（对象国海关数据），中国同时是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预计协定生效后，两对贸易额均还有望实现大幅增长。而截至2014年底已生效的自贸协定货物贸易规模合计约6800亿美元，两份新协定生效后或将自贸协定覆盖范围扩大逾50%，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中韩协定也是中国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
其次，开放程度高。货物贸易方面，两份协定均接近“零关税”：过渡期结束后，韩方实现税目92.2%、澳方实现税目100%产品零关税，中方分别对韩、澳实现税目90.7%和96.8%的产品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澳成为首个以负面清单形式对华开放服务业的国家，开放电信、分销、物流等多数服务行业，限制相对较少；中韩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生效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贸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中国对两国开放政府采购和电子商务，以正面清单方式对澳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和医疗等领域，许多都属首次。
第三，前沿议题多。当前，全球FTA的新趋势是关注“边境后”议题，即跨越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边境上”措施，聚焦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等涉及一国主权的经济管理措施是否公平竞争。两份协定均对这些前沿议题有所涉及，专门设立“知识产权”、“环境与贸易”、“电子商务”等章节，纳入“竞争中立”等条款。
最后，利益更均衡。各方开放幅度基本对等，都采取了一些突破性让步，因此获利相对均衡，也充分体现出各方对达成协定的渴望。如，中韩协定在减税的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上，幅度基本对等平衡；中澳协定中澳方的准入负面清单和中方的农产品减税及服务业开放力度，也基本对等。
总体看，加快自贸区战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是三位一体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展的集体学习上曾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现在，两份自贸协定已经释放了充足的信号，未来中国将在更多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构建更为宏大的自贸区战略。
1801766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