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端午节后第一个市场交易日，北方迎来漫天大雨。如黑暗的天气不期而遇，全球股市开盘全线下跌，再次遭遇“黑色星期一”。国内沪指当日下跌近百点，跌幅达3.21%，创业板指[-0.86%]数更是跌去6%，让人想起整整一年前发生的股灾。此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次下行近300个基点，向6.60的心理防线趋近。
“总体平稳”与多重压力
13日当天，中国国家统计局通报今年1至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当前国内经济运行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概要性地描述经济运行态势的语辞中用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八个字，而没有延续此前几个月经常连贯使用的“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确，当前国内经济运行面临多种压力。5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16年来新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位徘徊，前5月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继续下降。传统的“三驾马车”已很是疲惫，而这是在一季度央行试图以宽松信贷再次发力助推增长的情势下呈现的“现实图景”。
正如坊间所说的，我们似乎陷入了“做什么都难以赚钱”的尴尬境地。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大量信贷又一直不愿进入实体经济，就此又助推了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等硬资产的通胀态势。与此同时，最能够感知市场冷暖的民间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行为也就必然做出理性的选择：民间资本就是不愿投资、居民就是不敢消费。
解开转型之“扣”需要定力
当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动力转换三者交织的难以解开的“扣”。如何打开？还是要坚决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三去一降一补”这个攻坚战。面对国内经济运行今后一个时期艰苦的探底过程，面对国际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干扰，政策层面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从国内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释放生产要素的最大潜能。未来一个时期，必须在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释放有活力的生产要素，市场该出清的坚决出清；必须遏制资产泡沫防止其绑架信贷绑架经济；努力激发资本市场活力打通市场融资渠道；必须坚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民间资本投资预期；必须防止简政放权陷入程序环节实质推动改革政策落地。
从国际层面看，目前人民币走势给中国国内经济增加了外在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可以看到，人民币去年年中的主动贬值并没有改变国内出口乏力的状况，进出口贸易增幅依然不佳。与此同时，国内消费者又面对“资产配置荒”和人民币贬值的前景，每次人民币小幅走低都会推动他们竞相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从去年年中以来，资本外流一直在加快步伐。现在看，中国经济能不能回温，客观上受到了美联储加息持续预期的影响。
眼下，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府想方设法来激发新的增长动力，实现新旧增长动能尽快接续，但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国经济能不能尽快走出盘跌通道，也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能不能早日走出徘徊不前的“泥潭”。从中国政府层面来说，维护人民币值稳定，体现我们把握经济局面、把控宏观政策的能力和信心。稳定币值是稳定市场信心的“指示器”。
经济大国之间需要政策协调
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深刻融合的今天，事实上，中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好，不是哪一国经济体能够“独木支林”的。从现实来看，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着一轮所谓“新增长陷阱”，其主要表现是大国经济体日益显现的人口“老龄化”、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等等。全球经济变得异常复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严重冲击了各国发展的福祉。自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加息预期逐渐形成，这始终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方面，美元指数呈现上涨走势，全球外汇市场呈现出美元一枝独秀的局面。另一方面，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大幅下挫，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大量套利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多国出现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严重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稳定。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金融动荡也引发部分经济体竞争性货币贬值，致使全球贸易大幅下滑，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主要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局面一直难以改观，乃至彻底陷入增长困境。
前不久，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如何应对下一场衰退？》，萨默斯寄望各国政府开发新的方法来思考经济波动和通胀，要“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样既可以降低衰退的可能性，又可以应对下一场衰退的来临。其言下之意，光靠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并不能解决全球经济乏力的问题，还是要推进增长，给实体经济减负，增加各类基础设施投资。这与我国当前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解决世界性“新增长陷阱”问题，关键还是要促进全球经济能够实现再平衡下的新增长，货币政策一定要与财政政策协同推进。为此，各国要共担发展责任，特别是经济大国要消弭隔阂和政策歧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密切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合力。这样，我们面对的就可能不是衰退，而是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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