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准全球经济发展脉搏

　　当前，世界经济仍延续疲弱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分化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复苏动力明显不足。从当前主要经济体经济指标情况看，2017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

 

　　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201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持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三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迟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通胀上升等压力；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继续深刻调整。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未来这种不同步将导致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持续波动，同时引发国际债市、股市、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动方向的调整。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将制约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继续回升。2016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现触底回升走势。考虑到市场供大于求格局有所缓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继续有所回升。当然，由于全球经济仍维持低增长态势，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根基并不稳固，同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等因素也将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

 

　　五是全球产业布局继续调整重组。近年来，全球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

 

　　总体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新兴经济体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

 

　　对中国经济的五大影响

 

　　● 贸易低迷加大结构优化动力 ● 科技革命倒逼制造业转型

 

　　● 辩证看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 ● 适应国际经贸体系新变革

 

　　● 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大风险

 

　　从目前的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导致外需疲弱，加大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2017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是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中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面临竞争加剧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中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对中国有利有弊。中国是能源资源净进口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呈刚性增长态势。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回升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但同时也有利于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改善经营状况，以及这些行业比较密集地区提振经济增长。

 

　　四是国际经贸标准逐步提高，将抬高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就目前情况看，国际经贸规则逐步向高标准和“边境后”延伸是大势所趋。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热点敏感问题频发。这将给中国对外人员、技术、信息、资金交流和维护周边环境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干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